山东曲阜，孔子故里，东方圣城。

在中国，因人而知名的地方不胜枚举，但千百年来围绕一个人而设计建设的城市，却只有曲阜，堪称神州唯一。

曲阜，古为鲁国国都，曾一度名为鲁县，如今是山东省的一个县级市。它地处山东西南部，东连泗水，西抵兖州，南临邹城，北望泰山，距省会济南135公里。

曲阜设县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它既是一个有着史前文明，又是一个烙有历代印记的地方。不过，最终令它名垂青史并享誉世界的，是诞生于此的孔子及他所开创的儒学。

走进曲阜，徜徉在以“三孔”（孔庙、孔府、孔林）为核心的圣城里，那一街一巷、一碑一木、一山一水，似乎都在讲述着一个圣人与一座城市的故事，讲述着几千年来围绕这位圣人所发生的一幕幕历史剧。可以说，了解了儒学，就了解了中国；了解了孔子，就了解了曲阜。

古老辉煌的曲阜史

曲阜，始建于公元前249年（时称鲁县），596年改称曲阜。“曲阜”之名，因“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礼记》）。然而在此之前，曲阜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辉煌的历史时期。它的漫长，要以数千年来计。它的辉煌，涉及开创中华文明的源头。要了解曲阜，还是先从那座“寿丘”牌坊说起吧。

“寿丘”牌坊，地处曲阜东北郊区，与孔庙中那一座座极尽精美的牌坊相比，显得简单而朴实，除了上面刻着的“寿丘”二字，就再没有什么能够显示它来历的东西了。

停车四顾，周围便是寻常的民居和纵横的阡陌。附近的是一个略显奇怪的地名：旧县村。然而，追寻这个地名的由来，却为我们拉开了曲阜那并不广为人知，却又更加深远宏大的历史之幕。

东夷文明的源头

早在孔子诞生数千年前，曲阜就是中国史前文明最重要的一个分支——东夷文化的中心地带。在这里，东夷人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史学专家考证，“夷”这一族称，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古籍中也有记载，夏代的东方（指今安徽、山东、江苏一带），已有众多夷人部落。“东夷”盖源于此，亦是淮夷、莱夷、鸟夷、岛夷、湡夷等东部夷人的统称，其中很多部落属华夏族群。

夏代的曲阜，地处华夏东部中心地带，那时已有东夷人聚居。其实近代考古发掘已经证实，曲阜的东夷历史还可以推向更早。

1981年9月，在曲阜西北方的沂源县，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猿人化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山东人，按惯例以其发现地被命名为“沂源人”。其后又陆续在附近地带发现了距今约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遗迹。此时，“沂源人”已在漫长的生存发展中步入了智人阶段，进入了氏族社会阶段。

进入新石器文化时代后，以泰山、曲阜为中心的东夷文明日渐发展和拓展，其发展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仅从目前曲阜发掘的22处以及邻县多处的新石器遗址来看，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当地人已会种植多种农作物、饲养多种家畜，生产工具有磨制精细的石斧、石铲、石锛、石凿，骨器有铲、凿、锥、针。而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开始出现陶器、铜器，说明他们已经可以烧制鬹、鼎、盆、壶、豆、杯等精美的陶器，并能够生产和加工铜器。其中，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并饰以精细的花纹图案黑陶，被称为“龙山黑陶”，就是其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曲阜发掘的22处史前文化遗址中，多数属于龙山文化遗址。这一时期，生活在曲阜的东夷人以农业为主，同时也狩猎、打鱼、蓄养牲畜；他们有骨卜的习惯，已经开始使用铜器。那时已经进入了父氏氏族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同时也标志着开始进入东夷文明的时代。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从距今80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到距今6300－42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从距今4600－4000年的龙山文化，到与东方夏王朝同时并存的岳石文化，曲阜地区的远古文化系统而完整，罕有地区可与比肩。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从全国范围的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来看，在文字记载、城市发展、冶炼金属、制造工具等诸多判断文明水平的要素方面，东夷文化都走在了前列。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对包括河南、陕西在内的全国许多史前文明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流行全国的“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就是源自东夷文化。而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陶文，龙山文化中发现的大量骨刻文，则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东夷（时称夷），是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周朝，东夷演变成了古汉族对东方非华夏族的泛称，所指的对象随中原王朝疆域变化而变化。故在《礼记王制》中又有“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的记载，并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之后，肃慎（古东北民族称谓，是现代满足的祖先）也被归入东夷的范围。再往后，日本和朝鲜也被归入东夷。

自西周以来,受“尊夏卑夷”观念影响，人们对东夷文化的认识，一直存有偏见，认为只有生息在中原地区、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所创造的文化，才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正统,而其它民族的文化包括东夷文化，则是在不同程度上受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发展的,自然也是落后于中原文化的。

如今，面对大量的考古发现，许多历史学家明确提出：东夷古文化并非来源于中原地区,也不是受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由古东夷人自己创造的一种独特文化,并且在许多方面要领先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早期的华夏文化，是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在后来不断发展、交汇、融合中，逐渐形成的。同时，也说明，曲阜所在的地区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三皇五帝”的印记

那是中华民族文化始发时期的传奇。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一般认为“三皇”指伏羲、神农氏、黄帝，“五帝”指少昊（皞）、颛顼、高辛（帝喾）、帝尧、

帝舜。他们几乎都与曲阜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本章开头所说的“寿丘”牌坊，实际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诞生地。

“三皇”中的伏羲，古籍中就有不少记载。如：“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死，祀于东方。”（《吕氏春秋·孟春纪》）这里的“东方”，即今安徽、山东、江苏一带。《左传·昭公十八年》载：“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文中讲到的“大庭氏”就是曲阜。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是说以上4个风姓古国，都是太昊伏羲后裔建立的国家，他们祭祀的是其先祖太昊及济水之神。有学者考证，这4个小国，正处在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

由此推断，太昊伏羲氏曾在此或近此区域活动。实际上，在曲阜城内过去确有伏羲庙，所创年代不详，清时为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

“三皇”中的神农，跟曲阜的关系更为确凿。西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神农又营曲阜。”“炎帝自陈迁都曲阜。”《春秋历命序》：“炎帝号大庭。”《郡国志》曰：“神农自陈徙于此，昔大庭阪。”《地理志》云：曲阜大庭氏之墟，鲁于其上作库。晋谯周曰：曲阜城东有大庭坡，炎帝所居。

神农到曲阜后，“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耕作播种； 又“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直到清朝所修的曲阜《阙里志》中仍有记载：“神农祠在鲁城归德门外，今村名犁铧店，神农试耕之所也。旧有坊曰‘粒食之源’，今废。又神农开市处坊曰‘日中古市’，在曲阜城内城隍庙之南里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