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永恒课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监督工作，从成立伊始就把严格监督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最严格的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在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中，我们党始终把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督的理念思路、领导体制、依靠力量、重点对象、工作机制、制度保障等方面做了不懈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监督之路。站在百年征程新起点上，我们党要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以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决心，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练就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权力运行和监督的正确政治方向

  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高的政治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与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系不同，中国特色监督体系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其目的不是为了某个党派或集团的利益，不是为了监督而监督，而是既要防止权力滥用、以权谋私，更要确保权力高效有序运行。建党百年的实践证明，只有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权力运行和监督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确保党和人民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领导开展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革命队伍的管理和监督。《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指出：“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提出了“四个服从”，并把它作为民主集中制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党章这一党内根本大法上规定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从1978年开始恢复重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到1993年中央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党对监督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

  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们党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条基本方略，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党委履行主体责任，纪委履行监督责任。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作了专门部署，强调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党对权力运行监督的领导体制更加明确。站在新起点上走好中国特色监督之路，必须紧紧抓住党的领导这个“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个“魂”，在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整体谋划、策略手段、力量调配上，不断强化党的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领导；必须严格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建立和完善责任制，对不认真履行责任的严肃问责，以精准有力的问责推动责任落实；必须守住政治监督这个根本定位，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加强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做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坚持以自我革命精神抓监督，练就自我净化的“绝世武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与许多消失在历史尘埃中的政党截然不同，我们党从一个当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成长为今天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历经岁月磨砺愈发斗志昂扬、朝气蓬勃，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以强烈历史使命感，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从八七会议、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从延安整风运动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无一不是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走向胜利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强调，有无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并把它确立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使其成为我们党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锐利武器。邓小平也指出，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地指出，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秉持自我革命精神，直面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不断提高排毒杀菌、强身健体的政治免疫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

  在新的起点上以自我革命精神抓监督，就是要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党委的监督主体作用，党委书记对监督工作负总责，班子成员之间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完善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制度，党委各部门履行本系统的监督责任，纪委发挥专责监督机关作用。注重把党内监督同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协调起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丰富和完善监督方式，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把自我监督的有效制度机制确立和执行好。

  坚持让人民监督权力，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始终是党对权力本质的基本认识。早在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指出，无产阶级新型的国家机器及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时，要求苏维埃政府的公仆必须尽职尽责地为工农群众服务，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防止“公仆”变成“主人”的监督措施。我们党秉承马克思主义公仆理论，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1944年，毛泽东在参加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了著名讲话《为人民服务》，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共产党人是公仆，人民对党的权力有着天然的监督制约关系。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向毛泽东问及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基于此，毛泽东强调民主集中制建设，民主就是“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邓小平非常重视民主集中制，认为“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得对不对，使用得好不好，当然要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就是说，既然权力来源于人民，那么权力的使用也就理应受到人民的监督，人民始终是评判权力运行效果的主体。